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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林鼎傑 |
莊益增，1966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退伍後曾回鄉當過兩年蕉農，之後投入紀錄片的拍攝。即使擔任紀錄片工作者已過十年，仍強調身上流有農夫血液，不會改變。曾以「無米樂」、「牽阮的手」拿下2004年、2010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作品計有：「地震紀念冊」、「拜託拜託」、「選舉狂想曲」、「無米樂」、「牽阮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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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為，拍出台灣農業史的紀錄片導演，是個滿口學術語言，著重大論述的知識份子，那莊益增一定會敲敲你的腦袋，揮揮手說：「別鬧了。」
如果你又以為，能拍出「無米樂」如此感人的電影，導演一定很溫暖、可愛，他也會搖搖頭說：「其實我對人一點也不感興趣。」
訪問莊益增，是一個不斷探索自我刻板印象到底有多深的過程。他是一個對自己與他人都很誠實的導演，且正因他的誠實，所有的矛盾、對立，竟都可以在他體內被安置妥貼。
一會兒聽他說著自己個性孤僻，對人沒興趣。一會兒又說起和昆濱伯、田媽媽相處時的融洽、自在。莊益增遊走在「自我」與「他人」之間。或許是從小的興趣使然，讓他願意耐心的進入他人生活，成為不計成本，為品質堅持到底的紀錄片導演。
為紀錄片，放下酒杯
莊益增從小最大的興趣是「看螞蟻」，說起螞蟻，他整個眼睛亮了起來，且隨著年齡增長，對細節的著迷，更延伸到其他的動、植物身上。他不喜歡看別人設定好的鎂光燈焦點，反而專注於旁枝末節裡的小世界。他會從動、植物緩慢的生長與移動裡，觀照自我，進而獲得一種難以言說的啟發。如果前一晚喝多，莊益增解除宿醉的方法，不是泡杯熱茶，或洗個熱水澡。他會一早起床去看樹，觀察樹的形狀、生長，來讓腦袋清醒、精神活絡。
不過自稱酒鬼的他，竟在拍「牽阮的手」時決定戒酒。問他為什麼捨棄自己的興趣，他只是淡淡的說：「拍了一年後，覺得工程太耗大，喝酒傷神，就戒了。」為了更投注到拍攝對象的人生裡，他放下酒杯，和他們同樣呼吸、思想與感覺。
活進他人的生命，是莊益增對紀錄對象的尊重。握有攝影機的他，用的一向不是「計畫式」的紀錄片拍攝法：也就是在前製時，就把預計拍攝的時間、經費、每一階段要完成的目標、出機拍攝的場景設定好。相反的，他以長期蹲點，融入對方生活的方式，來培養與被攝者間的信任感，以打破人物面對鏡頭前的表演性，端出如「無米樂」裡，昆濱伯、煌明伯等真情流露的質樸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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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熟稔度的增加，昆濱伯面對鏡頭越來越自然。提供/莊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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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於11月18日上映的「牽阮的手」，面對著幾乎可說是半個公眾人物的田孟淑女士，導演更以同一問題在不同時間問個十幾次的方式來跟她磨，層層進逼，拍出新聞媒體外，更接近真實的情緒、感受。
以簡單的心，唱理想的歌
作為紀錄片導演，莊益增總是努力的挖掘拍攝人物的所思所想；也總在拍攝過程裡，不斷和被攝者溝通、互動，讓他們理解紀錄的意義。在他眼中，昆濱伯代表的是無數走過三七五減租等台灣重要農業政策的農夫心聲，田媽媽映照的則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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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無米樂」裡的勞動身影，都是走過台灣重要農業政策的農夫心聲。莊益增提供。 |
他把鏡頭前的小人物，拉到宏觀的視野格局上，耙梳個人故事，也觀照快被遺忘的歷史塊面。
但如果你問他：「拍紀錄片是不是有某種使命感？」他不會冠冕堂皇的說出一堆知識份子的人文關懷、理想使命。只會簡單的以：「我不能對不起我的拍攝對象」來回答。
當我接著問：「牽阮的手明明可以只處理成一部田媽與田爸的愛情故事，為什麼要給自己找麻煩，加入台灣戰後史，多花那麼多的時間與心力？」時
他才把煙放在一旁說：「好像有點矛盾，說沒有使命感，但又是真的很想紀錄那段歷史，怕他被忘記。」
原本莊益增將「牽阮的手」的目標群眾設定在三十歲以下，沒經歷過台灣民主改革浪潮的年輕人身上，幾次試片後，發現許多四、五十歲觀眾，竟也對這段歷史感到陌生。加上查詢資料，歷史檔案的闕如，在在都讓他意識到紀錄台灣民主進程的重要。
為了重現無法拍攝到的歷史片段，「牽阮的手」嘗試以寫實動畫還原時代切片。所謂的「寫實」動畫，不只是服裝、場景的考究，也是為了能傳達導演心中肢體動作、表情氛圍等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場面調度，先以真人演出、剪輯，才交付動畫公司精準執行的一種費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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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阮的手」以動畫呈現舊時代的場景氛圍。提供/莊益增。 |
所有的努力，莊益增總簡單的以：「這是應該的」、「要好好拍才不會對不起拍攝對象」來帶過。
從他口中，絕不會聽到諸如，紀錄片如何改變世界、影響社會等大論述。他反而會很誠實的說：「紀錄片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或提醒，但沒有人可以預先知道。我們要相信的是，記錄本身就有意義、功能。」
與其大聲疾呼，為自己的行為下有意義的註解，他寧可靜靜的做，以不愧對被攝者與自己的簡單初心，用真誠影像，為台灣社會留下珍貴的歷史、人性紀錄。
如果不是她，我不會拍記紀錄片
從「地震紀念冊」到「牽阮的手」，莊益增的名字總與另位導演－顏蘭權連在一起。莊益增總說，如果不是顏蘭權，他不會開始拍紀錄片，從初期只是想去幫顏導忙，到最後自己也撂下去，一晃眼，就是十年。
喜歡動植物的他，雖然嘴裡說著以後最想做的事是養一窩豬，每天唱歌、講笑話給牠們聽，但紀錄片仍是他的現在進行式，尤其說起顏導，總帶著一絲憐惜。問他下一部片要拍什麼？他心繫身體微恙的顏蘭權說：「自己拍片能力不是問題，但心情會受影響，等她身體養好再說吧。」
回顧這幾年的拍攝歷程，莊益增說：「最近這十年，過年時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在工作，不是在拍攝，就是在剪接。」而「牽阮的手」是他倆繼「無米樂」後的巨作。此片歷經四年才完成，並在2010年的國內各大影展上屢獲好評，得到紀錄片雙年展首獎的肯定。但好事多磨，一直等到2011年才籌措到足夠的資金上院線。
挾帶「無米樂」的知名度，「牽阮的手」在全省拿到九廳的放映機會，卻也不得不面對，商業體制裡殘酷的票房考驗。莊導開玩笑的說：「一般商業電影有5、60廳，賽德克有350廳，我們只有9廳啦！大家可以第一週去看，衝一下票房，讓我們可以進入第二個禮拜。」
隨著「海角七號」所帶動的國片復興，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又重新尋回過往風光。
但不管電影產業怎麼變，莊益增似乎都不為所動。他拍紀錄片從來都不是為了賺錢，但如果把眼光放遠，三十年後，「無米樂」與「牽阮的手」的歷史意義將更能彰顯。
訪談末了，莊益增說：「一輩子那麼長，活著總是要做一些不是那麼個人利益的事。倒不是一定要什麼很厲害的大理想，就是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做。」
這是他的人生哲學，也是他得以持續為台灣留下珍貴影像的驅動力。相信，他的人生會和他的片子一樣，越陳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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