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的電影與人生

原文刊登於「人本教育札記」2013年1月號

拍電影就是這樣，它可能是個俗套。可是當我親身去做後，我知道它不是。戲假情真，它是很真切的一個體驗，裡面有著我多少的掙扎，而且我是帶著多少人和我一起掙扎。它影響著我，也影響過許多人的生命、生活及情感。《十年一覺電影夢》。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讀著十年前出版的《十年一覺電影夢》，每個字句都像對白，宛如電影一幕幕的刷白閃過。當看完視覺瑰麗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拔下3D眼鏡後，進入我心裡的，除了影片所發出，關於信仰、失去、自然、勇氣的提問外，更引我好奇的是，已經走了那麼遠，甚至塑造出3D電影新典範的李安，他的起點是什麼？從少年開始，那每一步的磚塊、水文、空氣乃至微風是什麼模樣？

十年一覺電影夢

從第一部劇情長片《推手》開始算起，今年正好是李安從影21年。當《臥虎藏龍》獲金球獎最佳導演、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華人從未得到的殊榮時，不久後，台灣即出版《十年一覺電影夢》，以第一人稱筆法，細緻描繪李安在戲劇、影像上的養分來源、家庭背景、東西交融、以及十年導演間每部片子的思考與作為。

從窩居在家六年寫劇本等機會，到美國獨立製片，再到進入好萊塢保持若即若離關係，到現在的利用好萊塢資源做自己想要的各種嘗試。回想起第一次拍好萊塢電影《理性與感性》時，他說：「拍這部片子，我是一直在『掙』我的權威，從頭開始，一步一腳印的建立起我拍西片的本錢。」

《十年一覺電影夢》記錄了李安在國際間，如何從藝術電影走向主流電影，如何把武俠意境（不只武打）帶到全世界的過程。從台灣導演到亞洲導演再到世界級導演，李安讓讀者進入他的電影世界，共感每一個轉折思考與體制的互動反省。

以小窺大，從個人經驗看美國電影工業

1993年李安即憑著《喜宴》在德國拿金熊獎，成為國際影壇注目導演，但直到1995年進入美國電影工業體系後，才第一次感覺電影可以是一種「職業」。中間的差別，除了攝影、服裝、美術等工作人員都是獨當一面的專業老手外，還有片廠付出得以養家置產的薪水，讓導演無後顧之憂與任何理由，必須扛起整部片的成敗責任。

拍國片班底斷層嚴重，每個人僅能憑著對電影的熱情拼命去做。且基於工作倫理，即使導演的要求沒有道理，在「導演最大」的原則底下，大家仍會照辦。但在西方權責分明，就事論事的工業體系裡，每個人各司其職，除擁有一定的薪資保障外，導演的權威與尊重還得自己去賺。李安比喻的很傳神，他說：「執導西片和國片很不同，一個是當總統，一個是做皇帝。」

當總統得以專業服人，說服不了別人，便會陷入「茶壺裡煮湯圓，有貨倒不出」的窘境。此種東西工作文化上的衝擊，和從小所受的教育有關，他認為：「我們的教養一直都是：你聽命到某個程度後，開始給命令。多年媳婦熬成婆，很少中間過程，在成長中也缺乏交流、探討的學習。」

因此，就李安的經驗來看，從獨立製片走向好萊塢，不只邊緣到主流的移動，更是「責任」、「專業」與「溝通」上的一大跨步。若以工作素質的成熟度而言，更是從「小孩」進展到「大人」階段。 但資源俱足，是否就難逃好萊塢公式化的命運？

只是要說個好故事

拍《冰風暴》時，李安用的處理方式是片廠老闆最害怕的藝術片形式。《臥虎藏龍》，他更直接以華語發音與中國式的影像打入美國主流，找尋西方文化長期輸出的突圍口。到了《少年Pi的奇幻漂流》，更難以用好萊塢的冒險公式來評價他。

台灣電影界，普遍存在一種對熱情、手工業、低成本的過度溢美。提起好萊塢，則不免和通俗、公式畫上等號。在台灣，獨立小眾往往比片廠電影隱含著更高的理想性與藝術成就。

李安的例子，正好讓我們反思，若將邊緣到主流，簡化為藝術VS.通俗，理想VS.媚俗間的拉鋸，將促使我們迴避一個健全電影工業體系的可能，而執著於「我獨立，我拍我想要的電影」的自我感覺良好裡，看不到電影分層專業下的品質表現與創意可能。

其實，李安只是拍自己覺得好看的電影，說一個好故事而已。對他來說，好萊塢從不是一個緊箍咒或避之惟恐不及的邪惡之手。相反地，他積極以己身資源，協助台灣電影邁向更成熟專業的分工體制。2007年發起的「推手計畫」，協助台灣導演籌措資金、發片行銷。《少年Pi的奇幻漂流》更選定台灣為主要拍攝場景，雇用多位台灣電影工作人員，並直接促成全球五大視覺特效公司R&H進駐高雄駁二特區。

很多人問李安，《少年Pi的奇幻漂流》要表達的是什麼？他總是笑而不答，留給觀眾偌大的想像空間。電影導演習慣用影像說故事，而《十年一覺電影夢》就像他送給台灣的禮物， 讓我們得以窺見他面對電影時的興奮、困惑、挫折、不安。凡事說清楚的李安，恐怕只會在這本書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