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於MOT/TIMES
1926年John Grierson為紀錄片下了定義，他認為：「紀錄片是對真實事件做有創意的處理」。「真實事件」、「創意」、「處理」為組構紀錄片的三大元素，且因其捕捉真實的特性，使其成為關懷弱勢、抵抗強權、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
本屆CNEX影展「青年不可不知的公共議題」單元，含括了全球暖化、都市更新、災後重建、司法腐化、健保內幕、食品農藥等議題，有不少讓人看了熱血沸騰的影像呈現。
2009年Fredrik Gertten欲發表美國食品大廠都樂（Dole）在尼加拉瓜非法使用農藥的紀錄片《香蕉啟示錄》，卻在洛杉磯影展首映前，遭都樂的強力圍堵，使片子從影展的競賽片中退下，且以一種導演看來極不尊重的方式被放映。
除了對影展施壓，都樂也「關切」所有報導該影片訊息的全世界媒體。不但導演和製作人得冒著毀謗被告風險，更阻斷《香蕉啟示錄》的其他放映機會。
面對都樂從各方帶來的強大壓力，導演Fredrik Gertten選擇將所有過程記錄下來，讓觀眾看清大企業面對他人質疑的嘴臉與氣度。有意思的是，當《香蕉啟示錄》仍充滿著都樂是否真有危害尼國工人的謎團時，導演反擊的影片《正面蕉瘋》，卻扎實的呈顯出企業如何無所不用其極的限制言論自由。
當威脅的信件、被「關切」者的訪談、被洛杉磯影展逐出競賽片的過程、導演飽受身心壓力的表情等越來越多對影片幾近無縫式的夾殺用影像呈現時，正給予導演足夠且充滿戲劇張力的素材去鋪陳一段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英勇奮戰。
誰說個人很微小？只要找到一個支點，就有機會撐起整顆地球。Fredrik Gertten用一部片，狠狠將了全美大企業及身邊的打手一軍。
看到瑞典導演Fredrik Gertten捍衛名聲與言論而努力時，另一部影展影片，美國名導Michael
Moore的《健保真要命》，則可讓我們看到紀錄片導演對世界的關懷與提問。
誠如Michael Moore一貫的幽默諷刺風格，他以第一人稱，帶領觀眾認識美國健保以利益為上的荒謬與不公。他不只看到被健保拒於門外的五千萬人口，也看到被私營健保公司以各種理由推托理賠的中產階級；他不只看到美國，也去如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先進國家。當觀眾在Michael
Moore的層層辯證下，愈發理解健康保險乃全民共同分擔的風險概念時，影片尾端，他又以極具創意的方式將健保與911連結，踏入美國人眼中的邪惡古巴，見證美國患者獲得在自己國家不可得的醫療撫慰。
在2010年美國眾議院通過健保改革法案後，美國健康保險或許不再是Michael
Moore所描繪的場景。但這部影片所觀照的人道精神、對資本主義只重利益產值的反省、政治勢力所散播的錯誤意識型態、以及過度個人化的批判，都予人強烈的省思。尤其Michael
Moore娓娓道來的獨特視角與反覆推敲，鮮活且迷人的帶領觀眾層層探入問題深處。
時值台灣二代健保沸沸揚揚，當各界都在質疑健保費該怎麼調漲，新聞也片段聚焦在民生疾苦的漲幅聲浪時，該影片或可成為一個醒鐘，提示著擁有全民健保而無比幸福的我們，應珍惜並傾全力的維繫。因此，重要的或許不是海外留學生或僑胞回來後要繳幾個月的保費才公平，而是整個系統，包含醫師、護士、藥商、病人等給付制度上的思考。
鏈結個人生命與社會
當新聞記者搶新聞，收集片段卻未必全面的消息時，一個負責任的紀錄片工作者，會以較長的時間關注主流媒體不願報導，或熱潮一過即放下的各種弱勢議題。
誠如Fredrik Gertten在《正面蕉瘋》所言：「貧窮和不正義的事情，必須要不斷的被訴說。」
這或許正是日本導演岩井俊二會在媒體熱潮後，以極短時間推出《311之後》這部以訪談為主，敘述日本核災記錄片的原因。
處在消費社會的我們，也同時身處政經情勢複雜的世界裡。個人小確幸與社會正義的追求從不該彼此互斥。而紀錄片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透過觀看，我們反省、批判、然後行動，凝聚出屬於我們這個世代，寬廣多元的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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